纪念冯康先生
与冯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石钟慈）
1955年8月，我在大学毕业后，便前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报到，当时数学所所长为华罗庚教授。正是在数学所，我第一次见到了冯康先生。当时他还是助理研究员，正在研究广义函数。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他在苏联进修，但因患脊椎结核，而提早回国。虽然结核得以治愈，却留下了驼背的后遗症。不过冯先生依旧朝气蓬勃，动作敏捷，反应迅速，乒乓球打得特别好。他很喜欢古典音乐，有很高的修养，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欣赏唱片。后来，冯先生得知我将被派往苏联学习，非常高兴，一有机会便向我介绍苏联的方方面面，使我在留学之前便具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分别四年后，我于1960年从苏联返回北京。再见到冯先生的时候，他已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来华罗庚教授十分赏识冯先生的学术水平和青春活力，特别派遣他前往1958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领导第三研究室，专职从事计算数学工作。正如众所周知，我国的第一台计算机于1958年问世，而这是在继1946年美国、1953年苏联之后，全世界所建成的第三台计算机。冯先生非常高兴我加盟他的科室，而我更感到十分幸运，得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新的旅程。
来到计算技术研究所之后不久，冯先生便找我商量，是否愿意去中国科学院新筹建的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我的回答自然是：好的，十分愿意。虽然对于当时仅二十多岁的我而言，还真不知道此任务有多大意义。如今来看，这个遣派，很大程度体现了冯先生的胸怀和眼光。他很清楚，出产学术论文虽然重要，但培养新兴学科的人才更应放在首位。尤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关系是：全院办学，所系结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也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华罗庚教授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同时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于1958年，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即为两弹一星培养人才。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负责人的冯先生，面临着新领域人才培养的时代任务。在20世纪50—60年代，计算数学专业每年需要招收大学新生；而其他数学专业，如拓扑、泛函分析等，均隔一年以上轮流招生。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已培养了四届本科生。在学校创建初期，华罗庚先生、吴文俊先生、关肇直先生（俗称三条龙）均亲自出马，讲授大学基础课，并使用自己编辑的讲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因此学业基础坚实，直至今日都有目共睹。冯先生希望我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课，把在苏联学到的知识传授给祖国的新一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些年，我们在冯先生的指导下，编写课程所需的教学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我们与冯先生失去了联系。尤其自从随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70年初迁往合肥后，便再也得不到有关冯先生的消息，大家均十分挂念。1978年春季，一则喜讯突然降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得知有一批自中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来访合肥校区，冯先生也在其中。大家都特别欢欣鼓舞。他们传递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例如大学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基础学科将大力加强，职称评审制度将被恢复等。当时他们作为评审组成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内评审提升了三位正教授及几位副教授。自从此行之后，我们与冯先生的联络愈加频繁。他正在国内的计算数学领域，踏实耕耘，向前迈进。
1978年，经过老一辈数学家，包括清华大学副校长赵访熊教授、周毓麟先生及冯先生等积极筹备，中国计算数学学会正式成立，并成功注册。在当年，此类学术性群众团体，国内数学界也仅有中国数学会一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5年成立。计算数学学会的建立，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学者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学术组织，便于交流。在此期间，学会开始不定期地组织活动, 持续发展，并逐渐演变为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计算数学年会。40多年以来，计算数学年会参与者数量稳步增长，近年来每次年会的参与者已超过1300人。
计算数学学会成立之后，冯先生马上筹备计算数学刊物的出版。他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久《计算数学（中文版）》《计算数学（英文版）》《数值计算与计算机应用（通俗）》三本刊物便问世。他亲自担任这三本刊物的主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文刊物仍十分罕见。此外，冯先生提议并负责筹办出版了一套“计算数学丛书”，并作为首任主编。丛书出版延续至今，内容深入浅出，获得专家及大众的广泛欢迎。
198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根据其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每位博士生导师的任命，均必须由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这项规定一直延续至1995年。冯先生一直积极争取为计算数学领域获得更多发言权。经过不懈的努力，最初有三位计算数学专家，包括冯先生、西安交通大学游兆永教授，以及我本人入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20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已在考虑加速全国计算数学的发展。此时，他也开始了新的科研方向，即辛几何领域的研究。他在合肥、蚌埠、厦门等地演讲，举办小型讨论会，进行学科介绍等工作。
自从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激光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后复苏的中华大地，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大量的年轻人有了更多出国进修的可能。虽然我已年近中年，冯先生仍极力鼓励我继续争取国外深造的机会，于是我大胆申请了联邦德国的洪堡基金。在冯先生、华罗庚先生和关肇直先生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德国访问学者基金。在欧洲从事近两年半的学习及工作后，我重返中国科学院，并向冯先生详细汇报了成果，令冯先生十分满意。
1986年下半年，突然传来大好喜讯：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发来通知，我将被调回北京工作，并暂时继续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和计算中心主任的工作。我马不停蹄地奔赴北京，感到特别激动与鼓舞！终于又回家了，回到了1955年大学毕业及1960年从苏联回国时两次报到之地。
回到北京，我在第一时间又见到冯先生时，他两手紧握着我的手，非常兴奋地说：“回来了！”接着便向我介绍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概况。中心成立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500多位工作人员，从事计算设备、软件以及计算数学基础研究，分为三个部门。当时中国科学院经费困难，号召下海。因此中心一部分人下海经商，经营公司。然而另一部分未下海，包括计算数学基础研究部门的人员，情绪常处于波动不安中。冯先生十分担心这种局面终将影响数学研究，便和我商量解决办法。根据我们的设想，计算数学基础研究部门应另外划分，成立独立的计算数学所，由中科院发放工资，这样可使这方面的工作人员获得基本保障，从而继续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个想法和建议终于在1994年得以实现，也造就了现今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的前身。遗憾的是，冯先生却没等到这一天。1999年，与数学相关的中国科学院四个所合并，成立了如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图1 冯康先生与石钟慈院士和崔俊芝院士合影
冯先生坚信，计算数学大有作为，他热爱每个方向，从不有所偏好。早先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有限元，他认为有限元理论完善，并且应用广泛，深受工程等各行各业的欢迎。他也喜欢流体力学、数值代数、孤粒子等领域。他尊重每个研究方向及每个研究人员。他反复强调，数学基础要扎实，理论要付诸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计算数学的美。作为计算数学界的领导人，有这样宽广的心胸，必然促进这个团体的和谐、愉快、平等。他也绝不偏袒自己的学生，因此至今大多数人仍旧不知他的学生都有谁。正如他的学生王烈衡教授所说，计算中心就是冯先生的家。
在80年代，构想建设向全国开放的实验室，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以冯先生为首的计算数学学科成功申请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得以组建在国内数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开放实验室。大家都特别高兴，积极投入建设机房、购买设备、外出培训和进修，做好各种准备。具体主持构建工作的为回国不久的计算中心副主任桂文庄博士。1991年，开放实验室正式落成。冯先生十分高兴，终于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了。冯先生担任第一届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委托我担任开放实验室的主任。不久，便迎来了全国各地相关学者，远至新疆大学的老师都积极申请前来工作。
“八五”期间，为加强基础研究，国家攀登计划开始实施，其中包含了数十项具有全局性及带动性的重要项目。1991年，在冯先生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和筹划，计算科学项目成功入选第一期攀登计划。初始的项目成员包括曾庆存院士、周毓麟院士等，并另外聘请来自全国各地，与计算数学相关的多个领域的40多位学者参与。这个队伍的建成标志着计算数学工作者在中国已经进入有组织、有目标的学术活动。作为冯老，他终于不再是孤独一身的研究者了。更重要的是，承担此类重大项目意味着，计算数学不仅作为基础数学的研究科目，也正快速并广泛地介入各类科技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1991年初始队伍的成立，以及1996年第二期攀登项目的继续，均为计算数学所获得后来三届国家“973”项目的支持，打下坚实基础。对于首届攀登项目的任命，大家一致推举冯先生为首席专家，周毓麟先生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冯先生很早便意识到中国科学要与世界接轨。 1982年4月，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与法国国家及信息自动化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有限元方法讨论会，成为计算数学界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冯先生与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利翁斯共同主持，为期五天，有中、法、德、意、日、美等国52位计算数学专家参加，宣读44篇论文。当时的我仍在德国进修，很遗憾无法加入这个重要的行业会议。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我的主要指导教授得以应邀参会。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计算数学界的国际同行们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学术、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十分好奇和很有兴趣。
1991年在冯先生建议下，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筹办了第一届中日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5位学者和日本的15位同行第一次在北京相聚。会议事务由计算中心秘书陈葵章和张时珍主管，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简约得体，冯先生及客人十分满意；这也为今后的中外会议打下了基础。中日双方决定，学术研讨会议将每隔两年，轮流在两国举行。这个传统已延续至今。
图2 冯康先生、石钟慈院士、汪道柳教授和秦梦兆研究员在开会
自从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便倡议出版英文版本的计算数学专业期刊。虽然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们对于英文还挺陌生，但他坚信中国的计算数学会走向世界。在他的主持下，《计算数学（英文版）》期刊越办越好，获得广泛认可，早已成为计算数学出版界的知名期刊，也是国际数学界的优秀刊物。
早在国家鼓励留学生回国服务之前，冯先生已经感悟到这是一笔有用的国家财富。1993年夏天，他邀请了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到北京香山宾馆开会并交流，鼓励他们为祖国学术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繁忙的夏季，一个炎热的夜晚里，冯先生突然昏倒在家中。住在附近的我，急忙将他送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急诊室，祈求着、盼望着他老人家能再醒过来。时间一天天过去，却不见好转。两周后，冯老先生离开了我们。他走了，走得如此匆忙，抛下了热爱的事业和同仁们。他太劳累了！从我的家中，可远远望见冯先生的书房，即便在深夜，那里的灯总是明亮，直至清晨5点左右才熄灭。有的时候，晚间9点后，冯先生还会散步来到我家中，与我交谈一会儿，喝了两杯咖啡后，他才离开，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又劳碌一宿。虽已年过六十，冯先生仍旧和年轻时一样，脚踏实地，努力耕耘，不断探索更新的研究方向。
初识38年后的仲夏八月，我告别了尊敬的师友。多么舍不得啊，冯先生，计算数学界失去了您，我们的好导师，引路人；我失去了一位好长辈，好师长。为了纪念冯先生对计算数学事业的贡献，199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决定设立冯康科学计算奖，以奖励海内外中青年学者在科学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并于1995年首次颁奖。敬爱的冯先生功垂青史，千古不朽！
本文原载于《冯康先生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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