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冯康先生(王烈衡)
今年是冯康先生诞辰100周年。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冯先生指导下学习、工作。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关爱培育永生难忘。
1964年,我大学毕业,考取了冯康先生的研究生。到研究所报到后,第一次去见冯康先生,我内心是有点胆怯的。一是我从未见过冯先生,又听说冯先生不苟言笑,很是严肃。刚巧我的研究生院同学,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孙家旭,同冯先生相熟,幸得他同意陪我去见冯先生。记得当时他问了我大学时的学习情况,并指出研究生主要靠自学,跟大学不一样。指定我念三本书,一年后复试,合格后进入论文阶段。这三本书是:柯朗、希尔伯特的《数学物理方法》第一卷(中文译本)和第二卷(英文版),哥都诺夫、利雅宾涅基《差分方法理论引论》(俄文版)。最后他告诉我,要努力学习,要在30岁以前做出工作来。这对我既是鞭策也是警醒。
冯康先生年轻时就读于电机工程系,此后攻读物理和数学。这样为他通晓并精通于物理和数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些都源于他的勤奋努力和刻苦学习。对于这种精神,我有切身感受,兹举几例。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一天我收到了中科院图书馆的一封信函。拆开一看,是一张催还书并罚款的单据,原来是我借的书已过期。我将此事告诉了科研处的赵静芳同志,未料她向冯先生提起此事(大概因为冯先生经常跑院馆,大量借阅书刊而提醒他)。冯先生听后乐了,并把我叫去对我说,大意是:图书馆这个规定很好,大家都要借阅书刊,当然期限要有限制。我从来没有被罚过,借来书就要抓紧看;恐怕你没有及时地看吧!听了冯先生的话,我很惭愧。想起多次在中关村下班的路上,看到先生瘦小的身影,背着一大书包的书步行回来。他的阅读量不知要多我几倍呢,他从来都是按时借还书刊的!
有几次冯先生跟我们谈读书时说,现在有复印机是方便了,但有的人反而书读少了。资料复印完,翻一翻就放下了。从前许多书都是借来看的,要抓紧时间仔细阅读,还要作好笔记,好得很!确实冯先生有许多读书笔记,他自己的书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眉批。他还好几次告诫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当时我只觉得是为了避免忘事,后来仔细想想,他是要我看书要仔细深究,要做好笔记。
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那是1991年8月下旬在杭州召开国际科学计算学术会议。当时会议组织方,在会议驻地以外另外给外宾及一些高规格的代表(大概是作一小时报告者)安排了一处特别的住处。冯先生也被邀请到那边去住宿。但是没有想到,冯先生坚辞不去,而一直跟大多数代表一起住在普通宾馆里。在晚上他要跟他的学生们,冒着杭城的暑热,在一楼一个大房间里,一边讨论一边拟他的大会报告,这就是“形式幂级数和动力系统的数值算法”,后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的一部分。可见他真正是学术第一、工作第一的可敬佩的先生。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拨乱反正,科学界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当时冯康的名字已经在国际数学界,特别在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界广为人知。1978年底应法国和意大利科学院的邀请,冯康偕同黄鸿慈老师访问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当时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受到了热烈的赞赏和高度的评价。我于1982年在意大利的帕维亚遇到F. Brezzi教授(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程序委员会成员),一说起冯康先生马上竖起大拇指连声称“very very good!”
冯康先生从欧洲出访回来,就对我说:“你愿意出国吗?”我当然愿意。他马上拿出一份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的资助申请书,亲自指导我填写(因为是意大利文,我很难读懂)。当时我心头一热,原来冯先生在出访期间已为他的学生出国深造作了准备。不仅带回了资助申请书,并且联系好了教授和主要的学习研究方向。不仅如此,推荐信都是他老人家亲自用打字机打印的(当时没有电脑打印排版)。托冯先生的名气和威望,不久即收到对方教授来信,告知我已被录取,并为了方便工作和生活,将我安排在条件很好的罗马的“计算应用研究所”(IAC)。
在我准备出国前一段时期,冯先生主动将他的办公室给我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我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我们当时在一间16m2的办公室里要挤下五六个人呢!
谨以此文纪念冯康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文原载于《冯康先生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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