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冯康先生是上大学的时候，他特意从北京到合肥与我们这届文革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第一批大学生座谈。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座谈会之前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见了才觉得和心目中大科学家的形象不太一样，但讲话声音洪亮有底气使人感受到那瘦小的身躯里蕴含着的巨大能量。 

　　大学期间，冯先生不止一次到过科大，但都是集体活动，真正面对面单独谈话是1985年一月在科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1978-1995）工作的头几天，当时冯先生是中心主任。那年由科大分配到中心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就两个人，另一个是78级的山东大汉李镛。冯先生对这一届学生非常重视，尤其是李镛和我都是时任科大数学系主任石钟慈教授的学生，听说我们到所里报到以后立刻“召见”。得到通知我还是有些小紧张，尽管到了没几天，从其他老师们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大家对他的敬畏。等到见面后几分钟，我心里的忐忑就消失了，冯先生非常和气，除了欢迎我们到所里工作外，还询问学习和科研的情况，显然对于我们这一届学子寄予厚望。临走时我告诉冯先生可能不会在中心工作很久，来之前在1984年秋天我已经申请了出国留学在等待结果。冯先生说应该争取出国进一步深造，学成后回来贡献更大。 

　　我被分配到三室在王荩贤研究员领导的小组里。在计算中心大约8个月的时间里关于冯先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夏天的某一天午休之后，三室一位热心能干的女同志接到所里的一个电话，请她去“营救”冯先生。一位不知姓名的妇女堵在冯先生住的公寓门口，口口声声说是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独身一人，她自己情愿照顾他一辈子。冯先生下午两点半有重要会议，出不了门，急得打电话到所里让帮忙想办法。我们这位女豪杰立刻出发，大约一小时后回来了，绘声绘色地讲了怎样“哄着”那位大姐离开的，说这事你得找组织，我领你去 …… 后来听说这类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1985年6月如我期待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应用数学系的录取通知到了。7月22日我和未婚妻朱斌领了结婚证，以便她容易拿到签证赴美国团聚。我工作的计算中心三室利用周六晚上借了中心一间会议室为我们办了个简单的婚礼。当时时间紧，交通也没有如今便利，我在内蒙古的父母没能赶来参加。我们到冯先生家里送喜糖时告知了我们婚礼的日子，斗胆邀请他，其实就是个简单的仪式，没曾想冯先生一口答应下来。我喜出望外，提出婚礼之前过来接冯先生，他说不用，计算中心我认识路，告诉房间号就可以了。当时公交车只有332路。从黄庄或中关村站到中心都要走近20分钟。我以为冯先生会叫中心的车过来，也就没有坚持，谁想老先生自己黑夜步行从黄庄走到计算中心。在冯先生家楼前我们还遇到了时任科学院秘书长的顾以健，他挺客气地和我们握手说“恭喜你们年轻人”。朱斌当时工作的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副主任刘翔声，副主任张宏（邓小平的女婿），办公室主任李一平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出席了婚礼。师昌绪主任当时一个人住在友谊宾馆，两边不通车，周末又不便为私事向院里要车所以没能到场。刘翔声副主任作为女方的证婚人，而计算中心到场的有冯先生，黄鸿慈，王荩贤等，男方的证婚人自然就是冯先生了。冯先生讲话幽默诙谐，还开玩笑说“智民是蒙古族，可以生两个。”那天的司仪也就是主持人是金石，后来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数学系主任，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 

　　我是1985年9月7日离开北京飞往纽约的。在这之前去冯先生那里辞行，老先生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意是，我们老一代受到了太多的干扰，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将来学成回来中国的计算数学靠你们这一代人来继承和发扬光大。临走时还郑重地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32开本的《计算数学》，并题上“智民同志留存”。可惜这本书在马里兰时被物理系的张裕红借走（说是要算什么例子，看英文计算数学书面临专业和语言双重困难）就再也没有还我。 

　　来到美国之后，我于1986年转到马里兰大学投在Babuska 门下。1990年夏天冯先生到Stony Brook 访问打了个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马上想到应该通知Babuska，他们1983年就见过面，也算是老朋友了。Babuska听说冯先生到了美国，立刻就邀请他到马里兰大学访问。记得冯先生是乘火车来的，那天韩渭敏和我开车去接。韩渭敏也是Babuska的学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黄鸿慈老师的硕士生，如今是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数学系主任。冯先生和Babuska 见面时 Slimane Adjerid 在场，Babuska 风趣地介绍说“这是中国的阿亚图拉（This is Chinese Ayatollah）！”因为Adjerid 来自阿尔及利亚是伊斯兰教徒。 

　　那次在马里兰，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辛几何算法，并展示了一些保持形状面积（也就是保辛）的二维算例。冯先生讲了很多，但有两条我记得非常清楚：1）适合椭圆方程的变分框架不适合双曲方程，也不适合哈密顿系统，应该寻找新的理论框架；2）很多问题“数学上等价，计算上不等价”。 

　　我们邀请冯先生到研究生宿舍的家里做客，他非常随和，任凭我三岁的女儿在身边窜来跳去。我们提出第二天带他到华盛顿地区去玩儿。他说你们忙，把我放到那里，四点半来接我就行了。差五分四点半我们来到华盛顿纪念碑旁上午把他放下的地点，不一会儿，就见冯先生斜侉个书包，从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走过来。三十年过去了，这一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临走前我们在马里兰大学所在地College Park一家中国餐馆为冯先生饯行，当然也请了Babuska。服务员正好是我们朋友。我们介绍说“这是在中国的老板，这是在美国的老板”。大家谈笑风生很是轻松融洽。两位老板都点了鸡，不同的是，Babuska 点的是宫保鸡丁，而冯先生点的是童子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冯先生。 

　　冯康先生作为我国计算数学的先驱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我们至今仍在享用；而他的人格魅力，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怀和提携也令我终生感激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