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 回忆陈景润二三事, 聊作记念 )
数学所 张荣业
一
中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响誉国内外,聚集着众多国内外有名的数学家,如华罗庚、苏步青、熊庆来、陈建功、江泽涵等。
但是谁也想不到,一个有名的数学研究所,建国、建所二十多年来,竟连一个小小的破烂的所址也没有,寄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北楼上,仅占此楼的四层和半个五层,称 ‘一层楼半’。还有一个食堂,一个小小的汽车库,以及在院子里面的一小块空地上自己用砖瓦盖成的作仓库用的平房,这就是数学所的全部房产。它连一所小学校也不如,已经简陋到不能再简了。
全所一百四五十个人,科研人员七八十个。上班时大家就挤在这一层楼半的十几个房间里,不论寒暑。研究室里,人多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约十五平米的办公室里,至少也五六个人一个房间。天热时,一人一把扇子,一面扇扇子,一面看书写字做研究。有时太热了拿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水,或者拿条毛巾到简陋的臭气熏天的洗手间----厕所洗湿了毛巾,擦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降降温,便又回到房间里看书写字和研究了,累了到房顶平台去谈谈心。七六,七七年以后,每个办公室才配备一个电扇。一层楼半的不大的阅览室配备了三个电风扇,这算 ‘现代化’了。
二线的行政干部也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 读书, 看报。党委书记和副所长、处长和科员,也分别挤在几个房间里和大家一道办公, 只有给华罗庚所长留出一间大房间,约十八平米, 收拾整齐一点,作为他的办公室。他大部分时间不在所里办公,他不在时, 这间房间便作为接待室或者会议室。
中青年科研人员(五六十年代毕业参加工作的)有的和别人家合住一套房子,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有的在八十八楼(筒子楼)占一间或者两间房子安家。他们各在自家的房门口用几块砖头或者一张破旧的桌子架上一个煤炉,旁边放着几块蜂窝煤,桌子上或架子上放着锅碗瓢勺,这便是厨房!
上班前或者下班后,你做饭我也做饭,你烹我炸,你炒我煎,于是楼道里烟熏火绕,甜酸苦辣,五味俱全。每层楼里有一个男厕一个女厕。每个厕所,实际上是盥洗室(上海人就这么称呼),也叫洗手间,分里外间。里间才是真正的厕所,外间则是洗手间,用来洗手洗脸洗衣服,洗菜,淘米,洗拖把。每天早上常常要排队上厕所。单身男女也混杂着住在这个集体宿舍里,六至八个人同住一间约十五平米的房间里。全楼共五层,数学所在三层,物理所和力学所等在别的楼层。堂堂一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就这么简陋。
现在的数学所,物理所,力学所等不同了, 和过去相比简直是在天堂。
由于居住条件差,没有太多的学习和活动的空间,晚上个别人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和研究,多数人到研究室里,每天看书学习研究到午夜十二时或者更晚才回宿舍去休息。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一本本专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由科研人员写出来的。
陈景润后来发表的轰动全国的数学论文:“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成一个素数和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1+2)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出来的。但是原题(1+1)还未做出来。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不辞劳苦地勇于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
这是当年我就学于复旦大学的大阅览室里的墙上挂着的我首次见到并永远铭记心上的名言。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的切身经验的结晶。
陈景润的1+2以及许多科学家的重要成果都印证了导师马克思的这个名言。
二
我1967年2月从上海复旦大学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工作。1973年 10月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教授)工作。
我初来咋到,认识的人不多。上下班时,经常看到一个人,身穿中山装,足登一双解放军胶鞋,十分简朴。身不高,小白脸,没胡子,一个文弱书生。我两初见时,相互点点头,相互一笑,相互说声你好。以后,互通姓名慢慢就熟悉了。他就是陈景润。
通过多次交往,我慢慢了解到陈景润,他经常误餐,便吃些面包饼干甚麽的,或者回宿舍八十八搂他那间六平米曾作过厕所后改作宿舍的‘房间’里去煮点面条吃。
陈景润有时带我到他办公室里去看看聊聊。平时谁也不知道数学所有位陈景润。除了同行以外,平时就连所里的同事也没有几个人跟他答话,都觉得他是个不可亲近的怪人.
我初到这里,没有这些框框。总之,我觉得,他是个简朴、诚实、好学和上进的人。我和他研究的方向不同、内容不同,专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但在数学研究的全局上,他是我的学长,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应该向所有同志学习。
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里还批斗了他,说他走白专道路。他想不通便跳楼自杀,幸未丧命。关于他的流言蜚语,笑话等不少。我只听不说,谁是个完人,没有缺点啊。
平时,我见到他,觉得他很老实,不是那种爱交际,爱吹牛,爱搬弄是非的人。无非是少说话,少交流,爱学习,爱钻研。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眼前书。这本身没有什么大错,我十分同情他。
文革时,我有一次在全所的大批判会上作大批判发言。散会后,他与我并肩走,小声地对我说,“你刚才的批判发言很好!观点鲜明,大是大非,有理有据,说理透彻,以理服人”。我说,“你太抬举我了,谢谢。”
他的“1+2”发表后,电视台一广播,马上风靡全国。霎时间,电话、电报、祝贺信、求教信和求爱信雪片而来。
适逢其时也,正是:“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还有些女士找上门来探望, 求爱。
一次, 有一个女士来, 在四楼道里来回转悠。她在找人,我便问她找谁? 她说找陈景润老师, 说有关于考研究生的事要请教他。因为我刚才还看见陈景润坐在二层楼半数学所的图书馆阅览室里临窗的一张桌子旁脸朝着窗户外,面壁看书,所以我对她说:
“你等一等, 我替你去找他”。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阅览室对陈景润说:
“老陈,四楼走道里有一个女同志找你,已经找了好久了, 可能有什么事,你快去看看她吧。”
“是吗, 那我去看看。”
说完陈景润就去看那个女同志去了.
后来, 我才知道那个女的是山东大学数学系的, 已经来过好几次了.陈景润去见她时她已经走了, 后来她又到食堂和宿舍找他。
一次,他带我到他办公室,指着斜靠在墙角里的大麻包袋说:
“你来看,这麻包里都是一些信件,信里面有照片,有钱。我没有看过,我不看。” 又说:“国外请我去,中央、小平同志如果同意我去我就去,不同意我去我就不去。”、“人大要开会了,你和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让我向上面反映”。他已是人大代表了。
这时已经是七十年代了,出国还是不容易的。
我感到这是陈景润同志对我自己的信赖,才所以对自己无话不谈.我从陈景润同志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诚实,朴素,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钉子精神。
我们谈得来。有一次, 我到中关村黄庄×××楼新分配给他的住房,拜访陈景润。他开门看见是我,便高兴地请我进屋。我们寒暄几句以后,陈景润便指着房中的几盆芹菜说,
“你看, 芹菜长得多好, 我不用经常出去买菜, 吃用时从盆里摘一点就行了。”
我点点头, 说声很好,并环顾房中一周。这是两居室.两房一厅。房中别无长物,只有所里刚配给他的一个长沙发、一张双人床、一张三屉桌, 两把椅子,一张饭桌, 似乎还有三四个方凳,都是旧家具。
房中的这些摆设算是时髦的了,也算是所里对这个名人的特殊照顾。
那年,年初一大清早,我在黄庄813楼住家的厨房里洗脸刷牙,窗户传来敲门声,有人喊,“老张!在家吗?”,我觉得有人叫唤,开门一看,原来是陈景润。
我说,“新年好,老陈,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爱人刚走,我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你能帮我去换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好的,咱们走!”
我很快骑自行车到他家,帮他把煤气拉回来安装上。
以后,他身体不好了,除了手发颤,腿也走不动了,要坐电动轮椅了。有时候,我在所门口听到脑后有人叫唤,我回头一看,见到陈景润在向我打招呼,“你好!”。我十分高兴,他来上班了。这时他已经搬到另一座红楼里的新居了。
又一次,我刚上班,正站在思源楼门口,耳后传来“喔!噢!喔!”的声音,我回头一看,见他,陈景润,坐在轮椅上向我招手,我知道他在跟我打招呼,只是话不成声,嘴不能说话了,我心中一酸。一个好同志,就这样给毁了。我说,“你好!陈景润同志,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抽空到红楼他的新居看望他。他全家三口,还有个阿姨,共四个人,四室一厅,宽敞明亮,其乐融融。
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十一、二岁,在旁边北大附中念书,聪明伶俐,爱好广泛。他妈妈笑着对我说,“他兴致广泛,什么都喜欢,什么都要学。”
我说,“小年轻,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爱学习,是好的。但一个人精力有限, 不能什么都喜欢,都要干,都要学。要集中精力,学,做那些好的,有用的,必须用的,余者别管。你说,对吗,老陈?”陈景润笑着点点头说“是是!”
“叔叔说的,你听到了吗?要记住! ”他妈妈对儿子说。
“知道了,谢谢叔叔!”儿子笑着说。说完,她妈妈送给我一张陈景润的四寸大彩照作为纪念。
陈景润还带着一个研究生,这时他手不能写,嘴还可以说,只靠口述了。后来,嘴也不能说了,只好作罢。这个研究生也就毕业了。他也就不能再工作了,多可惜啊!
他,不久便离开人世,才六十多岁。真是,病魔纠缠医无术,遗憾满腹恨绵绵。
作此文聊作记念,——寄往西天之师友---陈景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