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院的访客们 

　　 穆义芬 （系统所） 

　　时光飞逝，我已在数学院学习工作了十几个年头。从一个只有满腔热忱的本科生到科研界的一名小兵，我在数学院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十几年中数学院的老师有的还在默默奉献有的已驾鹤西去，数学院的同学们从80后换到90后，数学院自己从两座楼变成三座楼。这其中有许多美好珍贵的回忆；而我在这里，想专门写几位数学院的访客（visitor）。他们为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了生动而富有个人气息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位客人是已经故去的美国科学家约翰·霍兰(John Holland)教授。Holland 教授是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和心理学系教授，发明了遗传算法。Holland教授也致力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研究，是复杂性科学的先驱，是美国著名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 的创始人之一。 

　　Holland教授是我们所韩靖老师的博士后老师，受复杂中心邀请从2002到2012十年间来数学院访问了8次。每次Holland教授来访，郭雷老师都安排中心的老师学生与Holland教授持续的讨论问题；按郭老师的说法，使劲“压榨”Holland教授。我也因此有幸与这位大科学家认识。 

　　第一次与Holland教授交流是在2009年。我们几个学生在郭老师的办公室里，团团围着教授，讲我们自己在做的问题，也随便闲扯交流最新的有趣的进展。我印象很深的是不论我提出什么我觉得稀奇古怪的东西，Holland教授似乎都了解过，比如我们就讨论过一种兰花的进化，还有黑猩猩的语言。他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趣味令我很是景仰。 

　　和教授聊多了之后，更加觉得教授真是个有趣可爱、思维开阔的人。他教我们儿童的手指游戏，就像英语儿歌itsy bitsy spider 那样。他和我们分享他的新想法，比如大家都在寻求合作的产生，何不研究合作如何被打破？在贸易战成为焦点的今天回忆起这些，真是感到别有意味。 

　　和Holland教授的交往还让我看到我们中国科学家的修养。后面一次Holland教授来访，我和韩老师当时的博士生王鑫一起去机场接他。我们回到物科宾馆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那时候已是深秋，天气很冷，但是郭老师还在宾馆门口等着。郭老师穿着风衣，非常正式的欢迎教授。要知道那时候Holland教授已经来访问过五六次，郭老师和他可说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但郭老师还是亲自来迎接。后来郭老师说“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访，不能只让你们两个小孩去迎接，那样太不礼貌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Holland教授和自己的导师都更加敬佩。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能做出好的工作已经非常厉害，而能识别判断出工作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更需要洞见。 

　　第二位访客是谢亮亮老师。在我2005年刚读研究生时谢老师还是我的导师之一。后来谢老师就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当教授了，前两年刚刚被评为IEEE Fellow。谢老师当然是很牛的了。他的学术报告做的特别清晰简洁有美感，一听就是大家风范。 

　　不止于此，谢老师在学术上很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并鼓励我们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关于治学上，谢老师说不要急于写很多论文，要先把问题搞清楚。他说他在P.R.Kumar那里读博后时，前面半年都在啃书，读最基本最经典的书，然后掩卷思考，去想这个学科中有什么问题，自己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真正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和解决真正的问题。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谢老师就是这样富有尊严的人。他后面的成就都是水到渠成。 

　　在网络信息论之后，谢老师又对生物中的反馈机制很感兴趣。上上次谢老师来访时讲他对生物的兴趣时我还不能理解，但在上次的来访讨论中我已经认识到谢老师的兴趣是有实指而不是停留在概念上。我期待谢老师在这方面的工作早点出来让我们欣赏。此外，谢老师在生活中也很率真，唱歌的样子特别像罗大佑。 

　　最后一位访客我要为他保守姓名。我和ta聊天时，聊到污染，聊到自己同学的小孩得了急性白血病，我们在给他筹款。这位来访的学者听了，立即取出来一笔钱交给我，让我转给孩子父母，并说一定要匿名。现在我同学的小孩病情已经控制住了，有治愈的大大可能。今天，当全世界似乎都站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类面临着未来往何处去的困惑时，这些高尚之士表现出的深厚的同情，让我们对人性和未来依然怀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