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先生离开了我们，这对中国数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众所周知，吴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他的威望很高，影响很大。 

　　我知道吴先生的名字至少是在1956年，当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了。大家知道吴先生1956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后来这个奖被追溯成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二十余年中唯一颁发的一次国家奖励。在这个奖励中，只有3个一等奖，其中数学占了两项，就是华老一项，吴先生一项，另外一项，大家都知道，是钱学森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数学所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出吴先生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在我国数学界发挥重大的影响。 

　　跟吴先生开始接触，是我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那时候我们数学所学术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不过学术活动主要由各个学科领域自己开展。比如拓扑学，除了吴文俊先生以外，老教授中间还有张素诚先生，年轻的同志有一批很强的力量，其中特别是吴先生非常推崇的岳景中的工作，很可惜，岳景中在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所以那时候我跟吴先生的接触并不多，当时全所的一些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我记得在那几年中间，主要就是华老关于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当时有所谓五人条件，那时搞过一次综合性的学术活动，但是除此以外，都是各个学科自己搞。当然大家对吴先生非常尊重和敬佩。 

　　我们跟吴师母，即陈丕和先生有更多的接触，作为研究生，那时候不断地要读一些文献，要读一些书籍，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跑好几次图书馆。陈丕和先生那时在图书馆工作，我们的感觉是她性格非常温和，愿意帮助别人查阅一些书籍或者文献，尽量给大家以帮助，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她的英语水平是很高的。 

　　对吴先生有比较多的了解是1965年，我们去四清，到安徽地区，我们研究室一批人主要在翰林院大队，而吴先生和几个人在金杯大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吴先生那种性格就表现出来了，他就像刚才有些照片上那样穿一件短袖衬衫，下面穿藏青色的短裤，光着脚不穿袜子，穿一双鞋，他对这个新环境感到非常悠闲，他保持着一种很童真、很单纯的心态，在附近的农村里跑来跑去，这个给我们的印象非常之深。 

　　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中间，科学院也是一个重灾区，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以后，因为得益于周总理的关怀，科学院的情况在全国说来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还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这时候吴先生就发挥他的特长了。比如说在文革时的1970年，陈伯达在快要倒台，还没有倒台的时候，他因为担任过科学院的副院长，提出了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中小学。当时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上面外加的，而且搞不清楚的事情来对待。但是吴先生，他跟一个组被派到了北京无线电工厂，他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钻研，提出了关于平面布线的问题，并且进行了思考，做了研究。又比如说，后来提出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时在文革高潮以后，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特别提出来，说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微积分又回到了劳动人民手中。我们数学所的大部分人觉得这样的说法非常牵强附会，跟后来微积分的精确化是很不相容的，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可是吴先生他就认真地钻研中国数学史，而且从这中间，他得到了关于中国数学史的一些看法，并且把这样的想法逐步发展成他机器证明的主要思想。所以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吴先生都有他的一些思考、钻研，而且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后来形势进一步好转，可以开始做一些理论工作了，他又提出了关于I^*_函子的研究，现在这已不太被人提起，但是当时他确实也花了一番功夫在做I^*_函子。 

　　他对年轻人也是有很多鼓励的，我记得那时还在文化革命中间，1974年英国有一个复分析专家，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那时候这位学者已将近古稀之年，他作为英中关系协会的主席，而不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到北京来访问，因为他是搞复分析的，所以在来访之间，就提出来想见我和张广厚。这时还是1974年，文革期间，有外宾见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很例外的事情来对待的。那么他这样提出来以后，所里就建议派吴先生来主持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是吴先生、我和张广厚这么很少的几个人出面来接待英国皇家学术会会员A.C.Offord，过去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跟华老比较熟悉。在这次会见的过程中间，吴先生就给我们很多鼓励，当时也是文革期间，所以不可能谈别的内容，我们只可能把我们做的有些研究工作，还没有发表的成果来给他介绍，Offord也非常感兴趣，中间说了好几次Striking!后来吴先生在会见完了以后，对我和张广厚说，英国人用词是很讲究的，这位英国人在你们介绍成果的时候，讲了好几次Striking，是对你们工作的非常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吴先生对我们的一种鼓励，本来我们是做复分析的，跟吴先生拓扑学距离相当远，吴先生当时既接受所里交给他重要的任务，而且给我们很大鼓励，我觉得表现了资深学者、资深专家对青年人的关怀和鼓励。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就分所了，虽然分所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活动我们可以接触到吴先生。尤其是在1983年10月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数学家代表大会，同时进行了数学会的换届工作。从解放初一直到1983年，是由华老担任数学会理事长，由另外几位老先生，苏老、江老等担任数学会的副理事长。当时数学界就有一些声音，觉得尽管大家对华老很尊重，他的贡献非常特殊，但是觉得他担任30年的数学会理事长，有一点接近终身制了。所以从1983年根据大家的要求就开始换届了。换届后吴文俊先生成为中国数学会的理事长，这个时候我就协助他工作，担任中国数学会的秘书长。 

　　这是从1983年到1987年这一届，在我们这一届中，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其中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1986年中国数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数学联盟，成为国际数学联盟的正式成员。当然，在会前好几年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中国数学会的工作，包括中国科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时候就是吴先生当理事长，也包括海外的像陈先生，他们也发挥了影响，最终在1986年解决了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根据科协的指示，1986年吴先生和我两个人作为中国数学会的代表到加州，在Berkeley附近一个小城叫Oakland，在那举行General Assembly。在这个会上，吴先生和我两个人是作为观察员坐在后排的位置，那么等到中国数学会的会籍正式通过以后，我和吴先生就作为正式的代表到前排就坐了，这也是在吴先生担任理事长期间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 

　　吴先生在主持中国数学会的期间，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是1986年进行的。当时我作为秘书长，我们提议，因为当时国家在各部门，各条战线都强调要年轻化，于是我们就提议，理事长只担任一届，理事长最多连任一届，新任理事必须在60岁以下。这是一个重大改革，当我把这样的提议先跟吴先生说的时候，他确实当时有些不同意见，但是当后来因为也是从科协，以至整个社会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吴先生他并没有坚持他的意见。我们回过来想，在他前任华罗庚教授担任了30年的理事长，而他担任一届就是4年，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吴先生虽然开始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后来是支持的，这个重大改革是在他任期中间得到确认而最终写在中国数学会的章程中间，我觉得这是吴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当然，在这期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些评奖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大家可能知道，在1987年评国家自然科学奖，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次国家自然科学奖，陆家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这个评奖的会上，吴先生当时提出来，在不久以前有加拿大的数学专家到北京来访问，当时这个专家提到了陆家羲的工作，吴先生说得很形象，他说一开始并不知道陆家羲，他听了半天，因为当时卢嘉锡是我们的科学院的院长，所以他就问，是不是你说的卢嘉锡？对方说不是，是陆家羲，而且指明是数学的工作。为了这个，吴先生就坚持说，陆家羲的工作，应该评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当时虽然我和有些人有些不同意见，我们觉得陆家羲的精神是非常好的，而且他能够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之下，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绩，我们觉得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我印象中间，要评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话，那就相当于华老、陈景润、包括吴先生这样的成果。从这也可以看出来，吴先生他很单纯，有一种童真的这种精神，他有这样的看法，就很明确地反映出来，他既不是为他自己，也不是为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他就有这样的看法，心怀坦荡，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后来跟吴先生还有非常多的接触。吴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当他已经85、86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到香港去参加邵逸夫奖的评审和典礼。我们机场的设计，应该说有很大的问题，从门口下车的地方要走到里边登机有很长的距离，当时吴先生虽然已经85、86岁了，但是他走得很稳健，显得身体很好。 

　　我觉得刚才说的吴先生这样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一个是说他对任何事情都有深入的思考，而且他从这个方面，可以做出他自己的研究，并且很具有特色。比如说他这样前面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除了在拓扑学示性类、示嵌类这方面做的工作，他还有I^*_函子，还有他对中国数学史有一些独特的看法，最后形成了机器证明，数学机械化这样的思想。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勇于创新，勇于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年轻一代的学者学习的。还有他一直保持非常单纯和童真的精神，心怀坦荡，他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跟大家共同商量。当然由于他有很高的威望，所以通常大家会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也许有的看法有所偏颇，但是他非常单纯，并不为自己的私利，也不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是把他自己的想法真正的跟大家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 

　　吴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在数学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他的勇于创新，走出自己道路的精神，以及他其他方面的优秀的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这种精神会长存于中国数学界，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希望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且用他这种精神进一步实现吴先生的意志，走出中国自己的数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