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湘（后排左一）上大学后第一个假期与家人合影 

　　袁亚湘 

　　1960年出生于湖南资兴。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82年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1986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候任主席。从事运筹学研究并取得了系统成果，在信赖域法、拟牛顿法、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中国数学会陈省身奖、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苏步青奖。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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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袁亚湘，“亚”是因为排行老二；“湘”则是由于来自湖南。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在家务农三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40年前的那场高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我相信，即便是晚两三年恢复高考，我的生活轨迹也会与现在的彻底不同。 

　　当然，不论现在如何，曾经是农民的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自己永远是一名农民。 

　　五个“学堂”上了四个 

　　我出生在湖南资兴的一个乡村，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算起我跟计算最早的接触，就是小时候趴在床上跟母亲学打算盘。 

　　我当时才四岁多，总是跟母亲吵着要去上学，后来母亲便掏钱给我买了课本。但她没有文化，自己没法教我，我便每天等村里的堂兄堂姐放学，求他们教我。 

　　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了学习。 

　　五岁多时我正式开始上学。当时的学制与现在不同：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一共九年。 

　　在小学期间赶上“复课闹革命”我还跳了一级，就和自家的堂兄堂姐们同在一个年级了。 

　　我有个舅舅读过大学。母亲当时告诉我：你要好好学习，上五个学堂哦！这五个学堂分别是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学这个概念。 

　　不过后来“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上大学这件事便不再有人提及了。 

　　在我心里，母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她能宏观地看问题并看到问题的本质。在如此偏远的小山村，她一直引导我学习，让我明白读书是世上最美好、最充实的事，她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学习的种子。 

　　母亲还教我，不管怎么样人都要活得高高兴兴，这句话一直鼓励我乐观向上，遇到事情我会对自己说一句：“天又不会塌下来。” 

　　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将我叫到面前说：“亚湘，你现在懂的东西比我多了，妈妈帮不了你了，以后你就要靠自己。”回想起来，这句话是后来我追求知识永不停止的动机。 

　　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11岁那年，我休学了，理由是身体不好。但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文革”期间读高中名额很少，全凭生产队推荐。 

　　父亲担心队里会因为我们家族里同一年级兄弟姊妹太多，而减少我家族的高中名额。于是他让我休学一年，希望这样能增加我上高中的机会。 

　　休学后我只好回家放牛。一年后，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他抓教育，使得上高中由生产队推荐改为凭考试自己争取。于是我直接通过考试进入了高中。 

　　1975年初，我15岁，高中毕业。 

　　改变一个农民一生的机会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悬念地回家务农，插秧、犁地、种田……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还先后兼任过生产队的出纳、会计、保管员。 

　　我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如果说我与其他回乡务农的同学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在干农活之余还在继续学数学。 

　　父母认为我从小学习还算不错，经常跟我说：“学习没有坏处，有空就看看书吧。”我想，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学习能有什么好处。 

　　那个年代能接触到的书籍也非常贫乏，在三年时间里，我主要就是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来覆去看。 

　　在中学教书的叔叔给我找来了“文革”之前的教材，那些教材比“文革”时期的教材难度大。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三等分任意角、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知识就是当年在煤油灯下接触到的。不过，那三年我没有继续物理化学这些课程的学习了。 

　　回忆当时在煤油灯下的夜晚，我就好像给自己不断设置挑战，看看能不能解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如果解出来了我就会很有成就感。对于我来说，这就像现在的小朋友玩电子游戏一样有趣。当时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事情。 

　　1977年，改变命运的消息是父亲从镇上带回村里的。 

　　我那时已过了十七岁。如果再晚个两三年恢复高考，根据家乡当时的习俗，我可能会很早就结婚生子；按照我的性格，成家之后也许就不会再去考大学了，而会选择老老实实当个农民。也许会像我哥哥一样，早早就有孩子了。 

　　当时，父亲找到了生产队队长，请求给我一个月的脱产时间复习准备高考。请假获批了之后，我就回到原来的高中母校去复习。 

　　值得一提的是，我当时虽然身处湖南一个落后乡村，但中学校园里却有不少因“文革”下放到乡下的好老师，他们中好几个还是“文革”前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老师们认真地指导我们复习，也会出一些模拟题给我们做。 

　　后来“文革”结束，这些老师都重新调回了城里更高级别的学校。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感叹，目前我老家的中学却再难有当年那么好的师资配置了。 

　　“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却让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意外遇到了良师。 

　　对于恢复高考，家里人和我自然都挺高兴，但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小时候一直希望能读遍五个学堂但只能上四个学堂，现在终于有机会尝试考考最高级别的那个了。 

　　如果能上大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就意味着你能成为“国家的人”，大学毕业了国家会分配工作，就有工资，捧上“铁饭碗”，有能力赡养父母了。 

　　我的志愿还挺“前卫” 

　　当时，对于能不能考上大学我没有把握，毕竟已经高中毕业三年，而且身处偏僻的乡村，不晓得自己和母校以外的人比是个什么水平，心里想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另外也不了解录取比例是多少。 

　　同时，我还是一个恋家的人，和母亲感情非常好，一点也不希望离开湖南省读书工作，就连长沙都觉得已经蛮远了。 

　　于是，老师们综合我的情况，指导我填报了高考志愿：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 

　　在专业的选择上，当年我的中学老师可以称得上很前卫、很有远见。 

　　因为在我国，计算机是“文革”时期刚兴起的东西，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听都没有听说过。老师们觉得我喜欢数学，认为数学跟计算机挂钩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帮我做了这个选择。 

　　我的高考是在初中的母校考的。那是1977年的12月，我记得考了四门：语文、数学、政治、理化。英语好像没有考。 

　　考完试以后同学之间没有相互对答案或者打听什么。两天考试结束后我便径直回家干农活去了。因为当初请假复习已经耽误了不少农活。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到县城卖菜的邻居回来说，在县里头张贴的大红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又过了一些天，生产队送来了湘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成了那年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家里人都很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七四届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录取的比例甚至比七七届的还高。因为我们的初二和高一都赶上了邓小平复出抓教育，大家都在比拼学习，那段时间学校还举行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学习氛围很浓厚。 

　　但我们高二快要毕业时，教育的政策风向又变化了，“学黄帅”“交白卷”的思潮涨起来，之后几届学生的基础反而没有我们这一届打得牢固。 

　　这个大学和我们农村差不多 

　　和现在每年9月开学不一样，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78年3月入学的。 

　　当时家里给我收拾了一床较新的被褥，所有的换洗衣服用一只小小的木板箱子就搞定了，脸盆和毛巾买了新的。我用一根扁担挑着这些行李，穿着一双新买的解放鞋，踏上了去读大学的路。 

　　我是坐绿皮火车从郴州去的湘潭。习惯了现在高铁和飞机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这趟列车停停走走，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花了20多个小时。到了火车站，学校有车来接我们新生。 

　　车到了湘潭大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大学看起来和我们农村差不多嘛！湘大当时位于荒郊野岭，而且因为处于复校阶段，到处都在搞基建。 

　　我下车时一脚就踩在了稀泥里，一双新鞋变成了泥巴鞋。 

　　刚上大学的袁亚湘 

　　好在我在农村长大，并不知道大学校园应该是怎样美丽，所以也没有失落感。 

　　那时，学校的第一教学楼还没有盖好，仅有的建筑是一个学生食堂和六栋学生宿舍（男生住西一栋至西四栋，女生住东一、东二栋）。 

　　我住在西二栋205，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住了12个同学。6个高低床靠墙一边摆了3个，中间还放了12个小桌子。整个宿舍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不过我的抗干扰能力倒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有人大声说话或者打扑克，我都可以照常躺在床上看书、睡觉。 

　　第一个学期，学校没有教学楼，我们很多课都是在食堂上的。吃完饭，赶紧把食堂布置成简易课堂就开始上课。一间食堂里不同的角落上着不同的课。 

　　有时，我们还得走上近两里路，去学校大门外6路公交车终点站旁边的一排小平房去上课。 

　　曾经听到一个传闻：当时的湖南省领导在为湘大复校选址，来到羊牯塘北边的荒郊野岭，指着脚下说：“这里草都不长，废物利用，正好可办大学！” 

　　不过，湘大建在当时草都没有的黄土地上，这的确是事实。学校后山的树都是我们学生栽的。除了搞绿化，我们还捡石头，铺球场。 

　　当年，老师们的条件比学生更为艰苦。由于没有教师宿舍，老师们都借住在学校周边村民的家中，每天来学校上课都得沿着田埂穿过农田，走上好几里路。 

　　母校我为你自豪 

　　即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还是带着极大的热情，鼓足干劲为我们上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寿佛老师给我们讲《数学分析》，唐佑华老师给我们讲《线性代数》。特别是李老师的《数学分析》讲得非常好、引人入胜，这是我们班后来有不少同学爱上数学的直接原因。 

　　我的室友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许进超教授曾说过：李寿佛老师讲数学分析是全世界讲得最好的！ 

　　湘大让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基础课，让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培养。 

　　学校还专门安排老师给我们几位学习好的同学开小灶，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老师们还辅导和带领我们参加湖南省高校数学竞赛。在我参加的那次湖南省大学生理科数学竞赛中，一等奖获得者一共有四位，其中湘大就占了两位。 

　　来到湘潭大学之后，我从最基础的ABC开始学英语。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学生组成了一个英语提高班，特地安排外教给我们上口语课。 

　　记得一次上课，外教请班上的一位女生回答问题，指着她说：“The lady in the second row,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那位女生站起来，涨红着脸说:“I am not a lady, I am a girl.”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母校在生活和职业规划等各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记得和我考研有关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我毕业考研时。当时学校复校不久，急需补充师资队伍，规定凡在湖南省数学竞赛中获奖者都不让考到外校。当时数学系的系主任郭青峰教授专门去和学校争取，让我报考中科院、许进超报考北京大学。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对我和许进超的成长、对扩大湘大在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第二件事是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我为了复习考研没有回家。郭老师自己回了长沙，让我在他的公寓里住了整整一个暑假，给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复习环境。 

　　住在郭老师家对门的中文系系主任王勤教授一家，则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多照顾。 

　　在湘大四年，我每天早上长跑5000米，风雨无阻；每天下午晚饭之前还要打半小时的排球。从小身体虚弱的我，通过这四年的锻炼变得非常健康。我在湘大运动会上还曾获得过1500米和5000米的第五名。 

　　湘大四年是我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四年，不仅是身高从1米69长到1米77，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形成和基础知识的积累。 

　　湘大的四年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幸福的四年，不仅有鲜花荣誉，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良师益友相伴左右。现在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湘潭大学毕业的。 

　　从事数学研究多年后，曾经有记者问我，我收到过的最糟糕的审稿意见是什么？其实，我人生中最深刻的批评意见，是初中数学老师给我的。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班某个同学在班上数学成绩好一点就自以为了不起，尾巴就翘起来了。实际上还是很小很小的小溪里的一条很小很小的小虾，连大江大河都没去过，就更别提大海了！” 

　　上大学后我觉得这句话很客观，知识的海洋多么辽阔，即使我学了很多东西了，我还是很无知。 

　　感谢四十年前的那场考试，给了小虾从小溪游到江河，然后见识浩瀚大海的机会。 

　　（本报记者肖洁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