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张，1925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主修经济学；1955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主修运筹学。1956年回国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系统科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1995年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上海市政府白玉兰质量奖，全国总工会、中国质协授予的中国质量领域最高荣誉奖等30余个奖项。刘源张六十余年致力于质量科学与质量工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贡献有：在中国首先倡导全面质量管理，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各地各厂进行宣传；致力于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鉴定和推行；坚持多渠道的教育培训，坚持在一线宣传质量管理的理念。

　　2014年4月3日，京城乍暖还寒，阳光间或蒙上一层轻纱，愁云不时飘来惨淡，北风凝噎，如泣诉，似哀鸣。

　　这天下午，年近八旬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郎志正来到北医三院的抢救室，5号病床上躺着一位耄耋老人，戴着氧气面罩，喘着粗气，呼吸困难。

　　当晚20点30分，老人驾鹤西去，享年89岁。“这是全球质量进步的一大损失。”国际质量科学院理事长玛丽·简·瑞恩嗟叹不已。

　　他就是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望着病床上缓缓盖上的白布，郎志正心里无限悲伤，中国质量管理界倒下一面旗帜。回首刘源张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生涯，郎志正思之甚笃，如影历历。

　　“失落番邦十五年”

　　1925年1月，刘源张出生于山东青岛。“汉文帝刘恒，以仁孝闻名天下，侍奉母亲，不遗余力……”海风咸腥而温润，外祖母讲述着一个个儒家故事，正是这样的循循善诱，使得“忠孝仁义”的思想深深烙在了刘源张童年的脑海里，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

　　1941年秋，北平风雨飘摇。就在此时，刘源张被燕京大学录取，年仅16岁的他离开家乡北上求学。然而，他与燕京大学的缘分只有短短的三个月。1941年12月，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战火纷飞，求学之路异常艰难。1942年3月，刘源张留学日本，辗转长崎、高松、山口等地。1946年4月，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经济学部。

　　1949年2月，盟军封锁了日本，岛国和中国大陆的交通中断。这一年，刘源张本科毕业，却回国无路。无奈之下，他只能留下继续深造，进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部。

　　在这里，刘源张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恩师—青山秀夫，也成为其唯一的中国弟子。

　　在青山秀夫的推荐下，1950年12月，刘源张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第二年冬，青山秀夫到伯克利访问，与刘源张见面。

　　“你学成以后有怎样的计划？”青山秀夫问。

　　“毕业后我要回到中国。”刘源张心里清楚，青山秀夫推荐他到美国学习是为了培养一名帮手，可面对导师的提问，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夙愿。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海外求学的刘源张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早日投向祖国的怀抱。

　　青山秀夫有些失望，沉默了一会说：“既然这样，你还是改学工商管理吧，这对你的祖国更有用。”

　　几十年过去了，刘源张对这番谈话始终难以忘怀。他将这段往事写在了青山秀夫的纪念文集《青山秀夫先生的学问和教育》里，感激恩师对自己人生的指点。

　　随后，刘源张开始学习刚刚兴起的运筹学。运筹学内容繁多，质量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格兰特教授是国际质量管理界的大师。连续两个暑假，刘源张都特地从伯克利去斯坦福听课。60多岁的格兰特学识渊博，讲课时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他逐渐对质量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的热潮，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意愿受到了阻拦。转眼到了刘源张学成毕业的日子，为了争取回国机会，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发起了留学生联名请愿行动。

　　刘源张一行沿美国西海岸一路收集中国留学生的签名，最后将联名请愿书交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手中。终于，他们的决心和行动迫使美国政府作出让步，总统亲自签字放行。

　　1955年8月，刘源张突破重重困难离开美国。然而，他当时并不能直接回到中国，而是以日本华侨的身份先回日本，可总算离归国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1956年8月25日，从日本舞鹤港开出的“兴安丸”号轮船停靠天津新港。时年31岁的刘源张从船上走下，汹涌大海已在身后，而他内心的澎湃却始终无法平息。

　　十五年漫漫长路，辗转东西方求索真知，一个有志青年终于回到了他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

　　“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归国后，刘源张去听了京剧《四郎探母》，闻此语泪流满面，儿时那些“忠孝仁义”的故事又一一浮现在脑海。

　　“回家了就要把家里搞得好一些。”对刘源张来说，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还有国家这个大“家”，尽孝尽忠成为他日后从事所有质量管理工作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

　　十年尝试，十年磨砺

　　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五”计划正如火如荼进行。刘源张深受鼓舞，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和干劲，誓要学有所用。

　　“我们欢迎您到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您的专门学识一定能对"运用学"组起很大的作用。”1956年9月11日，刘源张收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的一封信，力邀他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运筹学研究室工作。

　　钱学森的邀请似一盏明灯。12月初，刘源张到力学所报到，正式成为该所的副研究员。从此，他与中国质量管理事业结下了终生缘分。

　　上班的第一天，所长钱学森找刘源张谈话。谈到自己的专业方向时，因为离开中国太久，汉语变得生疏，刘源张脱口而出的是英文“quality control”，钱学森马上翻译说：“质量控制。”

　　于是，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刘源张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致力于介绍、研究、应用和推广这一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1957年9月，北京红庙。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所学校里，刘源张组织的质量控制讲习班在这里开讲，钱学森亲自给4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做了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为中国企业撒下了第一把质量管理的种子。

　　1961年年底，刘源张转到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指导下工作。1957年到1966年的这十年，被刘源张定义为“尝试的十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位归国赤子既要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又要追赶科学技术的思潮，他始终带着“美国的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的实际”的问题意识去看、去想、去做。

　　十年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下，刘源张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大小工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北京国棉一厂、长春一汽、东风电视机厂……

　　刘源张深入生产一线的脚步再也没停下过，他被亲切地称为“工厂大夫”。“理论联系实际”的信条在他的血液里不竭流淌，成为他坚守一生的质量管理准则。

　　让刘源张欣慰的是，新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渐渐在国内打开局面。《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倡领导、干部、工人共同参与技术革新；“三个三的检验工作法”让刘源张颇为兴奋，他认为是“科学与国情的完美结合”；“中间公差”法，让工人顺其自然地发挥自己的本领，不强求上限或下限，保持平常心即可。

　　正当刘源张要大显身手时，“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厄运随即降临。1966年8月15日晚，他在家中被蒙上双眼，以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投进了秦城监狱。

　　不惑之年理应是一个人最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阶段，刘源张却是在监狱里度过。8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涯，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寻。

　　从监狱图书馆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找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身处昏暗的狱室，坐在小矮床上，刘源张一册接一册反复阅读。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尽管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读书却启发了刘源张对质量管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运用马列哲学方法，反思和总结了过去十年的质量工作，总结出了质量管理工作的三原则—领会领导意图、摸清群众情绪、选用科学方法。

　　三条原则看似没什么理论性，却非常切合中国实际情况。2000年，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管理科学历程》一书将它命名为“刘氏三原则”。

　　“文革”十年黑白颠倒、纷纷扰扰，刘源张心里却只有工作。他相信中国需要管理科学，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工作岗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不让头脑迟钝，他经常练习心算、推导微积分定理，还模仿京剧的跑圆场步法在狭促的狱室里走圆圈，到放风场跑圈。

　　1975年4月，阳光终于照到刘源张的身上，他出狱了。

　　“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刘源张回到原单位。可“特务”的嫌疑还没有平反，出狱后一年多，他没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只能自己干些教授英语、翻译日语的工作。

　　八年多的囹圄生涯，让刘源张觉得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了，他迫不及待要重拾一度中断的工作，尽快将在狱中的思索运用到实践中去。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扭转了刘源张的命运。

　　1976年6月23日，受清河毛纺厂副总工程师王槐荫的邀请，刘源张到清河毛纺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在这里开办了第一个“全面质量管理”讲习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

　　“我叫刘源张，是到厂子来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来的。”1977年春，清河毛纺厂的会议室里，后来成为北京市质量协会秘书长的韩以俊见到了刚刚讲完课的刘源张，只见他身穿褪了色的工作服，满身的粉笔灰还未来得及掸掉，头发稀疏。

　　韩以俊心疼刘源张。“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刘源张却平淡地说：“唉，那都是历史了，都已经过去了，不提它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劲地工作，拼命地工作，把"文革"期间损失的时间追回来。追是追不回来了，我们就补回来吧。”一席话，满屋唏嘘。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刘源张先后到清河毛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电视机厂等单位试验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他主动上门给企业传授科学管理知识、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以至于在家的时间极少，夫人张宁戏称：“家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中转站或是会客室。”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这个春天里，刘源张像孩子般兴奋，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压抑多年的奋斗激情喷薄欲出，他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这一年，刘源张晋升为研究员，出任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院党组决定平反这一冤案，恢复名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1979年1月10日，刘源张终于盼来了中科院的平反结论。

　　而在平反前的三年里，刘源张的足迹早已踏遍了全国上百家企业，他用热情和学识在企业里浇灌着“全面质量管理”之花，为“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企业和工厂“拨乱反正”，帮助它们恢复生产、解读质量问题。

　　刘源张不会忘记那一天。1979年12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54岁的他站在主席台前，从邓颖超同志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勋章。

　　这一刻，刘源张兴奋、激动与自豪。在他看来，这是国家承认了质量管理作用，是对所有质量工作者的肯定。他一生获奖无数，却最为看重这个奖项。他将这个荣誉印在了名片上，为的是提醒自己，要时刻担负起质量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我不需要你做科学家，但你必须是专家。”1982年7月，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佟仁城刚到中科院系统所工作，初入师门，刘源张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在之后长达32年的交往中，佟仁城逐渐理解了恩师所言的“科学家”和“专家”的区别。所谓“科学家”，是指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研究人员；“专家”则是指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在刘源张看来，对质量管理工作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陈旧的，真正有生命力的知识全在企业家的脑袋里，这就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到实践中去，到企业里去。

　　刘源张一生这样要求自己，“崇尚实践”的信条也成为质量学子宝贵的财富。

　　“正是江南好风日，花开时节又逢君。”1978年到1983年间，刘源张六进山城，到湖北十堰为二汽解决质量问题出谋划策。1983年3月22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用动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刘源张由衷的赞许。

　　刘源张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源于他对党和国家深深的爱。他一直对身边人说，把产品质量工作搞好，就是“既尽了孝又尽了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1日，在鲜艳的党旗下，61岁的刘源张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等了22年。早在1964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出身成分不好，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出狱后，刘源张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终于在1986年6月底成为预备党员。

　　和他同一天入党的，还有现在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当时的系统所博士生汪寿阳。在刘源张身上，汪寿阳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几度劫难心不死”的报国热情，“刘先生一生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这个评价”，刘源张去世后，汪寿阳郑重地将此写进了讣告的第一句话。

　　“实现质量强国是我的梦”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质量管理工作也开始面临新情况新问题。1986年1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年内要在1000个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全面质量管理保证制度。

　　刘源张看到，全面质量管理的春天到了，是该播种新的作物了。

　　计划经济年代，全面质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通过行政命令推行。到了市场经济年代，企业的质量管理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来指挥了。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靠什么来促使企业做好质量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呢？是质量意识！

　　刘源张认为，质量意识是个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话题。于是，1986年年底，他按照“全面质量管理始于教育，终于教育”的思路，以电视讲座为切入口，将质量管理由工业企业扩大到服务业。

　　刘源张诚意邀请郎志正教授作教材主编和讲座主讲，自己担任顾问。郎志正欣然接受了任务，并于1987年2月递交书稿。从1987年到1992年五年时间里，这套名为《服务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的电视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教材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在中国质量管理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95年7月，刘源张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院士证书这样写道：“鉴于对质量工作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管理上的突出贡献，并作为国际同行领袖之一在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以谋世人福利和日益提高生活标准所作的贡献。”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从1957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学校里举行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到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全面质量管理”；从1977年在清河毛纺厂点燃中国QC小组的星星之火，到20世纪80年代推进QC小组的燎原之势；从1979年提出“三全”“三保”理论，到1989年提出并在企业取得相当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从1979年参与创办中国质量协会，到1988年起任国家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51)主任委员……刘源张不仅在中国大地播下第一颗质量管理的种子，而且在他的精心照料和细心呵护下，质量管理之树茁壮成长，现在已是一片绿树成荫、硕果累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森林。

　　在刘源张心里，还有一个梦想。

　　“太令人振奋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2012年2月7日，听到《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的发布消息，刘源张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份《纲要》凝聚着刘源张的心血，他多次参与《纲要》的起草和定稿讨论。2011年盛夏的一天，专家们围绕“是否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写入纲要”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刘源张静静地听着大家发表意见，到最后，他要求发言：“我只说两句话，一是我干了一辈子质量，实现质量强国是我的梦；二是追求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不圆这个梦，我死不瞑目！”

　　如此豪言壮语，多么荡气回肠。

　　终于，2012年2月6日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推动建设质量强国”。

　　刘源张的梦，正在变为现实。

　　2011年5月，刘源张出版自传《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回首一生，这位“中国质量管理之父”最终书写下“感恩”二字：“人要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的人是不能成功的。”而在他的同事、学生们看来，刘源张终其一生为“质量兴国”奔走实践，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工作与事业的坚守中诠释着“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刘源张书房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字联：“少壮常怀强国志，华巅犹抱济时心”。这是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同志送给刘源张的。这句话，是对刘源张一生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