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01年3月28日 张莉
吴文俊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开始拓扑学的研究。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他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3年获得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
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
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
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吴文俊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开始拓扑学的研究。
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他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3年获得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2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笔者：我听说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以外，最多的就是历史书了。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历史？
吴文俊：我喜欢真正的历史，不是一些什么戏说的、演义的。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每个人自发的要求，不是外面强加的。历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无形之中起到指导作用。了解过去才能知道将来，知道历史的得失，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指导未来。我比较喜欢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和战国时候比较像。我是从1974年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就是它启发我的数学研究走了今天这条路。
笔者：您从小数学成绩就很好吗？
吴文俊：不是的，我上初中时数学成绩只是一般，有一次考几何的时候，得了一个零分。那时候“一二·八”事件爆发了，我就跟着家里人逃，学校里上的几何课我没学，所以等我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个零分。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没考好就得补习，这个时候我主要是在自学，当时我们的补习老师也很好，还把我叫到黑板上做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笔者：您对数学的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吴文俊：（笑）这只是一个转折啦。
笔者：在您的数学研究生涯中还有转折点吗？
吴文俊：还有最大的一个转折是，与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的结识。
那时候我在上海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陈先生。他在学术上第一教我怎么做科研，扭转了我以前错误的方向；第二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这些是使我终身受益的。在为人方面，他豁达、开朗、大度，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特别能识人，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
笔者：您38岁就和华罗庚、钱学森他们一起同台领奖，他们对您的科研生涯有影响吗？
吴文俊：我应该是华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他最值得人学习的地方，一是自学的精神，二是他能不断的努力，学到老，老骥伏枥嘛。
笔者：您也是。我听说您年近六十还从头开始学计算机语言，成为中国最早使用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这又是您的一个从“零”开始。
吴文俊：科学是这样的，你不能停，要不然就出不了什么成果。
科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笔者：您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中途中断过数学研究吗？
吴文俊：“文革”的时候中断过，那时候不能看数学书，只能看“毛选”，不过我那时候属于“逍遥派”，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多枯燥，反而从中受到了很多科学上的启发。比方说，那里面的很多军事思想都能用于科学上。当时科学院图书馆也不能借到数学书。我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地摊上买一些小说看，也不是什么名著，我现在都记不起那些书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使我在数学研究上思路更开阔了。
当然这段时间对于数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文革”过后，我才重新开始研究数学。
笔者：这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吗？
吴文俊：算是吧。从那以后，我又重新学了很多东西，我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笔者：您除了喜欢看历史书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吴文俊：喜欢看围棋，我没时间下，就看电视上的讲解。我比较喜欢看华以刚的讲解，他的解棋很好。围棋的规则很简单，但是变化无穷。高手对弈，行兵布阵，简单而且美妙。它就像我们的数学一样，假设很简单，但是证明出的定理却很复杂。我们中国的象棋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人为的规则太复杂了。我喜欢“simple”（简单）。
笔者：现在一些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生都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认为科研并不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更实用的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吴文俊：成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的，不是打了败仗就完了，要对失败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是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还是方向、道路不对。失败了就卷土重来，我不怕失败。
笔者：您对您的子女的个人发展有过要求吗？
吴文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只要都健康就行了。我的三个女儿在国外，儿子在研究所工作。在教育方面，我是赞成“60分”制度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应该给学生留出空间来，让他们去发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要是每个老师都要求自己的学生把那门课学好，那学生会很累的。我上高中时，我的数学老师就只让我做一些课外题，而没有让全班的学生做，要不然就会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