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吴文俊，中国院士中的顶级人物，数学界的“泰斗”。45年前，当时的他因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而获中国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期获此殊荣的是华罗庚和钱学森。
而“吴文俊”这三个字最为全国、全世界所关注的是在2001年。他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起，从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国家重奖他500万。吴老说，这个奖让他一夜出名了，从此冷冷清清搞研究的日子结束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的他不做头“肥猪”都不行了。
人物档案
吴文俊，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数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数学前沿研究，在拓扑学、中国数学史等方面成就突出；七十年代后，提出“数学机械化”思想，做出许多原始性创新成果。
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
科学创新
中国的科学创新环境还处在不断改进当中，以前是有点急躁
吴文俊院士非常随意地坐在我们面前，衣着简朴，思维敏捷，始终面带微笑，让人一时还真感觉不到眼前的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今举世瞩目的大科学家。
记者：您今天在广工看了机器人踢足球，又参观了自动化实验室，您的感觉如何？
吴文俊：很兴奋。计算机时代确实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是一种巨大的变化，而要实现这种进步还是要靠设备，没有设备根本就是空话。
我想，将来计算机会更多地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每个人都要带笔一样成为必备品，甚至还要有机器人为我们服务，虽然这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看过可拓学的展览后，我更感觉计算机时代的创新成果真是层出不穷。
记者：您也知道蔡文老师创立的这门原创学科能坚持到今天非常不容易。
吴文俊：这两天我所看到的已经让我印象很深刻了，这是一门原创学科，而且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基础与应用的结合，我自己的研究还比较偏重于理论。中国能出这样的创新成果很好，我们不能老跟在外国人后面跑，我还看到北师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的评价，说可拓学是“前无古人，也无洋人，体现了作者很强的创新能力”，可拓工程树立了创新的榜样。
记者：那您作为中国的“顶级院士”，您认为现在我国的科学创新的环境如何？
吴文俊：应该说还处在不断的改进当中，以前是有点急躁，要科学家每年拿什么成果，还要评这个评那个，这种做法不够科学。现在观念开始有所转变了，认识到做学问搞科研就该扎扎实实，我相信会自然而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宽松的环境对搞科研很重要。
记者：今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委出台了一份文件，就是要改进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
吴文俊：这说明领导层也意识到了“急功近利”的危害并开始扭转这种风气了。比如“不当以数量代替质量”，以前我们要数科研人员的论文篇数，甚至还要数文章的字数，现在开始从质量来考量，这原则我很认可。当然，实施起来可能还有困难，毕竟要寻找一个客观标准不容易，看不准的情形总会有。方向开始明确，要实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陈新（广工副校长）：对于吴老的科学创新精神，我非常赞同，大学就是出“新思想、新点子、新思路”的地方，大学的文化就是创新的文化，大学都不创新了，民族就可悲了。毕竟，创新是大学生存的理由。
寄望青年
科学就该实实在在的，对就对，错就错，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好，进攻！”“啊，这回犯规了！”“哦，又进了！”昨天一早，吴文俊院士就来到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研究所看“机器人足球比赛”，这一项多次在国际比赛中拿大奖的“名牌项目”让吴老顿时像孩童般兴趣盎然，神情俱备，兴奋地当起了“足球解说员”。
记者：您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认为年轻人是创新的主体，对于年轻人搞科研您有些什么建议？
吴文俊：思想活跃，吸收新鲜事物快，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优点，我就比不上了。不过，年轻人要注意的是要老老实实干事，科学态度要严谨。我自己走上这条道路也是经过了许多磕磕碰碰，有时都糊涂了，一发现不对头就退回来再前进，这要下苦功的，准备好吃苦头，摔跟斗吧。
记者：难怪您说数学是笨人干的。
蔡文（可拓学创始人，广工可拓工程研究所所长）：有一句话，搞科研就要准备“敲地狱之门”，要搞科研就应不怕失败。
记者：您有一次还向外界公布自己以前不正确的研究结果，这其中的勇气来自哪里？
吴文俊：这没有什么，科学就该实实在在的，对就对，错就错，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不是有个笑话吗，选医生的时候要选他背后的鬼最多的那位，最成功的医生往往也是失败个案最多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便宜”可捡，没有廉价的成果，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记者：中国的数学研究是走得比较前的，现在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在从事这项基础研究。
吴文俊：年轻人思想不妨开放点，不要局限在某个方面。我也有两次因为动荡而完全搞不了数学研究，一次在抗战，一次在文革。有时候我还自嘲那是我的两次“思想大解放”，不搞数学研究了，我反而有更多的时间注意其他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也很注意多方面吸收知识，年轻人眼界也要开阔些。
记者：您说科学研究要冷清，但同时我们又需要一些中青年业务骨干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会不会是一种矛盾。
吴文俊：的确是一个矛盾所在。像我们所的新掌门人，非常年轻，４０岁左右，但每天总是这个会那个会，有很多不得不去的活动，这势必影响他的科研，但有些事情却又不得不由他来做，矛盾。希望蔡文教授能用他的可拓学来解决一下这个矛盾（大笑）。
总的来讲，我还是觉得年轻人不要“胖”得太早，正处于上升之时给太多光环不利于学科与人才的发展。
记者：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都热衷于出国留学，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吴文俊：我自己三个女儿也都在国外，只有一个儿子留在我身边。我所住的中关村有很多家庭都是老人留守，儿女出国，我想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文革后，中国曾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现在已经过去了，人才回归的现象也越来越热了。
我想说的是，美国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才，那是人家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中国形势好，大家自然都愿意回来，我认为人才外流的担忧大可不必。相反，即使中国以后发展成经济强国，我们也还要经常出去向别人学习。中国古代在数学上很辉煌，到了元明以后就衰落下去了，这其中就有闭关自守等因素。我赞成年轻人走出去，但也希望他们能学成回国，经常交流。
老顽童
我想玩就玩，想做学问就专心做学问
相识的人都说，今年已84岁高龄的吴老在生活中是典型的“老顽童”：在香港，当时70多岁的他一个人跑去坐过山车；访问泰国期间，曾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记者：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一夜之间您的低调生活被打破，对待荣誉您抱什么态度？
吴文俊：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以前我是全副心思扑在数学上，想干什么都没人打扰，现在没办法了，想不当肥猪都不行了。（笑）
现在我还是向往宁静的生活，科学工作就该冷冷清清的，热热闹闹对科学没好处。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排除干扰，学术会议我尽量参加，有些应酬能推就推。
记者：大家都说您在生活中是位“老顽童”。
吴文俊：哈哈，我是不知道厉害，不知深浅，是“胡闹”！
陈新：如果您太循规蹈矩的话，也许就成不了大数学家了。
记者：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吴文俊：我想玩就玩，想做学问就专心做学问，没什么好操心的，杂念也少，人就老得慢吧。
不言退
如果65岁就退休，就不让自己创新了，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吴老不老，真的，一个上午都在和不同的人交谈，接受众多记者围堵，但他始终精神饱满，步履轻松，稍不留神，也许你就跟不上他的思维了。
记者：一直以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在40岁之前还不能在数学上出成就，以后也就难出头了”，而您却在60多岁“抱孙子”的年龄才来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
吴文俊：那是西方的说法，我不赞同。我常说西方有不少科学家是“早熟早衰”，20多岁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一到60岁却又好像消失了一样。
尽量鼓励年轻人多出成果是对的，但也不要把老一辈看死了，陈景润出名那会年纪也不小呀，再说我的老师陈省身数学家现在92岁了，还在搞创新研究呢！当时我走上数学研究这条路的时候也已经27岁了，要在40岁之前就出人头地哪有那么容易。
记者：吴老不老。
吴文俊：我有兴趣就会去做，至今在科学领域中，我也还有很多疑问，所以我还不想那么早死，现在不是有很多一百多岁的老人吗？有生之年我还要多试试其他的领域，我还有很多东西想搞，我的研究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也还是未知数呢，来日方长嘛。
如果65岁就退休，就不让自己创新了，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本报记者梅志清实习生吴爱芳通讯员陈贻新张晓冰）
中国文化报2003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