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对于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或许一些人很陌生，但是，他对于中国发展，对于中国数学，对于中国科技，对于中国走向复兴，走向世界强大，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不断传出的乐呵呵的声音，眼前就能显现出一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他早已是银发满头，但依然身体硬朗、步履矫健，思维敏捷，清晰善谈，让记者心里不禁道一句“吴老不老”。今天，他走了，但是他爽朗的笑声还回响在我们耳畔……
不言退休的“数学机械化之父”
2001年2月19日，是一个喜庆的、值得回忆的日子。在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数学机械化之父”吴文俊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并获得500万元的高额奖金。当我们再询问吴文俊当时的心情时，老人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一方面感到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文俊重重的说了后面四个字。一份最高荣誉的证书，一笔高额奖金，表示了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对科技创新工作和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视、感激和尊敬，使受奖者也深感鼓舞与振奋。
获奖，对数学大师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夫人替他收藏着全部的荣誉证书。每一个尘封的证书都熠熠发光，灼人眼目。早在1956年，37岁的吴文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便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文俊尤为的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圣殿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吴文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我对物理始终有兴趣。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差了，这跟抗战有关。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从郊区搬到租界里面，那许多就杂乱无章了。这有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可能后来对数学不会再有兴趣，这与客观原因有关。”“真正感兴趣，准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文俊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1946年，吴文俊到STRASSBOURG大学学习，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1949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谈到国外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就顺便提到了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文俊说：“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一般人过60岁就退休了，在家里抱抱孙子，颐享天年。听说他工作忙是出了名的，我们问吴文俊想没想过退休，老人一听“退休”这个词，就立刻声音很高的说：“我是不退休的，院士是不退休的，名义上退休的话，我工作上也不会退休;即使我不是院士，也不退休，你退休了我工作，你不退休我也照样工作。万一退休，我照样搞科研工作。”
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吴方法”打造数学机械化“吴家军”
吴文俊在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他的老伴说：“他是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做家务，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也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
“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到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外一个机遇就是1974年学习中国数学史，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就促使我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但是有准备的头脑能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抓住它，需要科学家敢于打破惯有思维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难怪，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这样认为：“吴文俊机器证明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是‘亲近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吴文俊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1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已被编入许多名著研究。
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我国领导人，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应用。
吴文俊一生教了多少学生，无法用数字计算。“学生不少，也有很出色的，但有的去世了。其中一个学拓扑学，本来很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患癌症去世了。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的，60年代的，很出色的，在美国一次车祸中去世了。”语言中深含惋惜，良久才说，“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去世了。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很出色的，一定要说谁比谁好，这很难说，都很不错的”，吴文俊的话音又出现了愉悦，“这叫做后继有人嘛”。在吴文俊的主持研究实践下，我国一支较完整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在机器证明、方程求解、实代数几何等方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重要奖励。
北京大学将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北京大学杰出校友”荣誉称号授予吴文俊院士（左）
“吴公式”主人的生活不“公式”
吴文俊是中国数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取得的成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但是他毕竟是个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并且他的兴趣还相当丰富，活力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那时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老伴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文俊访问泰国期间，也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但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很大的一个嗜好就是看电影，不仅有手举纸钞苦候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逸事。话一触及到电影，吴文俊便兴趣盎然：“这两年没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子，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吴文俊紧接着又很认真的说：“《刮痧》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介绍，我觉得有意思，我很想看。”2001年，采访之前我们刚看过，觉得有意思，就说：“我们看了，很有意思，讲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值得一看，您也去看看吧。”“我是很想看的，报纸上讲了，但附近一带没电影院了，还要跑老远去看。”听着吴文俊很想看却又无处看的遗憾的口气，记者便说：“您可以买张碟，放DVD来看。”吴文俊“啊”了一声，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最后才明白过来，“我还没有这种设备，我的设备录放机也坏了，也没修理。我以前经常去海淀工人文化宫影剧院，过了条马路就是了，现在撤掉了。”老人说得意兴阑珊。
“我最喜欢历史片，不过‘戏说’类的，我从来不看;真正的历史片，是从那里边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方面知识的。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呀，吃饭时一聊起来，没想到我们的爱好有点相同，都喜欢看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尉的女儿》，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喜欢，而且对这电影看法相同。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看的，就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变为电影爱好者了。”影片还是让老人滔滔不绝，“前一两年，在国内电视上演过一回，有一些修改，我对这个修改并不满意，删掉了一些，这些正是这个电影很吸引人的地方。个人胃口不同，我和袁隆平在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看法。”看来老人找到了一个行业差别很大但观点相同的很好的电影同盟。“有一些镜头关于凯瑟林女王的，印象非常深，普加乔夫起义就在凯瑟林女王当权的时候，许多吸引我的镜头删掉了……”
除了电影外，吴文俊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那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是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吴文俊家位于中关村腹地，朴实无华，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象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五个房间，但是老人的书要两三个房间才容纳得下，以前的书架远远不够放的，屋里到处都有书。“现在我正为这个事情发愁。”
吴文俊决不是一个沉闷的人，他不仅热爱自己的专业，更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爱好广泛的他将自己的生活简单了再简单——非常喜欢围棋，但仅仅看别人下，自己很少与人对弈，因为怕上瘾，花去太多的时间;也喜欢睡觉，可是躺在床上，思考最多的还是他所钻研的数学!“我的业余爱好多，我现在对旅游很感兴趣，看报、看电视，我都喜欢;有机会逛逛街，看看商品倒也有意思。”
走出工作间的吴文俊生活简单，待人平易，生性乐观——走在街头，完全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当我们问他会不会为了研究而像有些大科学家一样忘我到不修边幅，甚至邋遢的地步，老人立刻说：“我不学他们，家庭、事业两个都不可或缺，两个方面的矛盾不多，家庭里杂七杂八的事情，都由老伴担当去了。我不参加什么活动，不认识什么人，我和老伴也是人介绍的。我获奖，老伴占一大部分功劳。”不过，他坦白地表示自己多年来有一个不穿袜子的习惯，常常赤足穿一双半旧皮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只有会见外宾，参加重要活动才‘被迫’穿上。在回来的车上，往往‘迫不及待’地脱下来。”可能这正是吴文俊所说的“努力躲避日常琐事，好集中精力”。正所谓：攀高峰，“捷”足先登啊。
吴文俊的老伴陈丕合也是上海人，自1986年退休后就在家中干家务，全心照顾吴老。在采访中她说：“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普普通通，跟一般人家一样，不追求什么奢华。关键是快乐，我们俩身体都很好。”
谈及成功这个话题，吴文俊说：“天才是人努力造成，我不相信天才，但相信灵感。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一些人干数学就不合适。”
我们问他关于他的成果被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引用，而自己没获过此奖，那心里怎么想这问题。吴文俊笑了笑，不在意地说：“我自己没获得，我想我若住在国外现在希望大一点，但对这我并不在乎。”随即又哈哈哈地笑，“也许这叫作那个‘狐狸吃酸葡萄吃不着’，我吃不着……”我们也被逗乐了。他说，“搞数学，光发表论文不值得骄傲，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不能外国人搞什么就跟着搞什么，应该让外国人跟我们跑。这是可以做到的。”
吴文俊院士(右)和清华大学谢定裕教授在中国首届应用数学前沿国际研讨会间交谈
如今，吴文俊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座数学丰碑，这座数学丰碑屹立世界，熠熠生辉;他也留下了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伟大的精神，激励更多的人。浩瀚宇宙中，有一颗被命名为“吴文俊星”的小行星，这是对他科学贡献和科学精神的纪念和褒奖。斯人已去，但那颗璀璨的“吴文俊星”将时刻照耀和激励我们向科学的高峰奋进。